成都：织布机上的锦官城

　　如果说成都人与织锦等丝织、麻织、毛织、棉织、刺绣等有天然的联系，那绝非虚妄之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都的历史部分就是用织布机织出来的，成都人的灵感、想象力及聪明才智，有不少都织进了这些美妙的凌罗绸缎之中，倾倒了众多的消费者。从实用的角度看，是衣被万家，泽惠四海；而从审美有角度来揣度，则是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了成都的能工巧匠们的绝思妙想。 当然要把成都的历史与各色织品天然地联系起来，还要上溯到织品诞生之前的一系准备工作。《释文》和《玉篇》里说“蜀”是“桑中虫”亦即蚕虫，因而古蜀国也有蚕丛国之称。《华阳国志·巴志》中讲，四千年前，巴、蜀两国的首领曾用丝织品亦即帛包裹着的玉献给夏禹王。由此清楚地表明，蚕丝制品在成都地区历史之悠久。1965年百花潭出土了一件蜀国本土制造的战国铜壶，上面有非常精妙的采桑图，完全可以用来作与《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匹配的图象性注脚。田野考古的所得之实物与清晰的文献记载相得益彰，证明蜀人与蚕桑千丝万缕的联系。 扬雄说成都“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产量巨大如“发扬文采，代转无穷”，以至于诸葛亮面对蜀国的危局，不无感慨地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不只是打战需要蜀锦换来的银两，而且就是魏、吴做生意，别人看重的就是你的蜀锦，故刘宋人山谦之的《丹阳记》提及蜀锦时便说道，“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蜀锦的佳妙就像其它方面的繁盛一样，唐宋两代是其最佳时代，其间成都一直处于全国各方面发展的中心。奢侈也许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状况，但它能说明那个时代消费最顶尖级的人物，对某一物品的喜爱所能达到的工艺及美学高度。那么让我们看一看那些有权有势的奢糜者们是如何享受成都地区的丝织品尤其是蜀锦的，你就会觉得，我所谈到的唐宋两朝代表蜀锦最辉湟的时代所言不虚。唐玄宗曾得到一件织造得很精巧的丝织背心，其费百金；同时送予他的织成“兰亭集”的文字锦，被其视作“异物”一样，和雷公锁、犀簪，暖金等珍藏在皇宫里。唐中宗更能在奢侈上赶超前辈，安乐公主出嫁时向四川勒索一条“单丝碧罗笼裙”，系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织成花鸟，鸟雀很小，但织出眼、鼻、嘴、甲，“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后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奢糜成风。到唐宣宗时他告诫自己的臣下说：玄宗时，内府饰有金雀的锦袄只有两件，一件自用，一件贵妃用，现在你们家家都有了。 上一层楼战马，而战马大多来自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要得到战马便必须拿上等的锦缎布匹去交换。宋代川峡四路计征收56589匹官布，成都府路为554739匹，占川峡上路官布的97%(《宋会要·食货志》)，可见统治者对成都府路搜刮得之苛酷。宋朝每年国库总入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共9615匹中，四川织造的为1908匹，占总数的20%多，岁入147385匹绫中，四川织造的为38770匹，占总数的26%。每年上供锦绮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织造的为759匹，占74%；绫44906匹中，四川为14456匹，占32%。每年诸路合发紫碧绮180匹，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应(转引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鉴于这样，完全去民间进行搜刮，就不能完全满足上峰的要求，因此执掌成都的吕大防便于1038年官办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的织锦工场——锦院。锦院之规模包括拥有房间117间，154台织机，583名工人包括军工和募工，每年生产锦1500匹，其中额定上贡锦690匹。但由于官办效率低下，总是亏损，最终只得重新让民间织机户再为官家织锦。到了南宋末年，民间织机户也多为官家逼得破产，只不过尚能维持一种即将衰败的荣誉而已。后来虽也还有蜀锦衣被天下之说，但那毕竟不可与蜀锦在唐宋两朝的主导地位相提并论。盛筵不再，此之谓也。锦官城的织布机偶尔在历史的书页中发出几声闷响，如此而已。